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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印度进口”的北漂青年们:以前是美国梦,现在是中国梦

2019-11-5 23:08| 发布者: hujian| 查看: 19| 评论: 0

摘要:   2015年,国内掀起一拨中国互联网公司出海潮,印度是他们的主战场之一,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出现在中国互联网大厂里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点:都是从印度来北京打拼的年轻人,且或多或少与互联网公司有关。  作者 | 沈 ...

  2015年,国内掀起一拨中国互联网公司出海潮,印度是他们的主战场之一,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出现在中国互联网大厂里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点:都是从印度来北京打拼的年轻人,且或多或少与互联网公司有关。

  作者 | 沈丹阳

  编辑 | 石 灿

  凌晨4点,印度人Sharma往微信群丢了份调研报告。他是一家中国初创公司合伙人,从大公司出来创业后,经常熬夜到凌晨。

  清晨6点,刚醒来的Arun在昌平区租来的公寓里练瑜伽。两个小时后,他吃过妻子准备的早餐,花一个多小时坐地铁,抵达一家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附近的互联网大厂上班。

  上午,清华大学印度籍在读博士生恩迪,经常在微信收到一些印度洋漂妻子的信息,“你吃早饭了吗?”这是孤独的信号,除了同情以外,她并没有时间去陪伴对方。

  一个周二的下午4点,我和德伟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。后来得知,来华六年后,他才积攒足学费,等到时机,准备在北京电影学院好好上学,“以前是追逐美国梦,而今是中国梦。”

 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:都是从印度来北京打拼的年轻人,向前,向后,围观,彷徨,或多或少与互联网公司有关。

  2015年,国内掀起一拨中国互联网公司出海潮,印度是他们的主战场之一,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出现在中国互联网大厂里;也有越来越多的印度人看准时机,创立公司承接出海公司的业务。

  印度在出海市场中优势显著

  图源:搜狐/贾群

  一方面,互联网出海公司需要招聘了解当地实际情况的人,加速业务推进和拓展;另一方面,出海潮衍生出一个新的职业淘金潮,很多印度年轻人希望能在业务蓬勃发展期挣到钱。

  这些年轻人不满足于仅在印度发展,带着冒险精神,他们奔赴陌生国度,在北京不断打拼。有的人从一份苦工做起、不断跳槽、一漂再漂;有的人在北京求学,追寻中国梦,默默地在这片土地上财富累积,并试图实现人生转变;有的人站在大浪边,观察着印度洋漂的一切;有的人却准备随浪潮一起退却。

  “微信好友里有很多印度洋漂,但我们从不见面

  Arun从印度首都新德里到中国北京,辗转飞了16个小时。那是2014年的冬天,他只身一人来投奔在北京工作的朋友。那天,冷。即便穿了夹克外套,头还是无法适应零下十几度的气温,冻到他发晕发疼。

  他在印度就拿到入职offer了,在北京落地的第二天,就要在北京开始他的第一份“洋漂”工作。

  Arun在一家外包公司为诺基亚手机做初级硬件测试,不需要过多的专业技能,基本英语交流无障碍就可以胜任。那时微软完成对诺基亚手机业务的收购也不过半年。六个月之后,他被调去了微软办公软件项目做美国市场专员。这是2015年的第二个季度,微软亏损了近32亿美元。

  2016年,他来中国工作两年了。期间,他把身居印度的妻子接到北京,并介绍她也入职了同家公司。此时,Arun的职业诉求出现变化。

  他把个人简历放到招聘平台,乐视手机向他抛出了橄榄枝。就在前一年,出现了大规模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出海浪潮,被誉为中国互联网公司出海元年。乐视也有海外业务,他们需要国际化人才,Arun的履历与之契合。没过多久,Arun就走上了新岗位。

  “这个团队给了我快乐和归属感,同事是美国人、印度人和中国人。我们经常一起聚餐、度假,关系亲密且融洽。也是从这份工作开始,我才打开了在中国的社交面。” Arun毫不掩饰地传递出对那份工作的怀念,“乐视在印度的班加罗尔也设立了办公室,可还是有很多印度人特意来到北京应聘。”

  中国企业出海简史

  图源:搜狐/贾群

  好景不长,2017年夏天,作为基础性平台的乐视云服务关停,乐视手机的海外业务也受到影响。业务线开始裁员,不少拿着工作签证的外籍员工,失业之后必须在两个月内找到新工作。

  Arun也被裁了,但他是幸运的,一家中国人开的创业公司愿意聘用他做市场经理。但他也是不幸的,“我很快就辞职了。”

  这次,与工作内容无关,与公司发展状态无关,只与人际交流有关。

  “这家不到50人的小公司,只有创始人跟我用英语交流,但是他不经常在公司。从上午10点工作到晚上7点,期间没有人跟我说话,(我)很孤独很自闭。” 访谈过程中,他提及这段经历时,草草带过。

  “我真的很想知道,如何跟中国人成为知心朋友,不是那种没有工作交集就再也不联系了的朋友。” 时至今日,Arun还因这个问题感到困惑。

  Arun的家乡在印度东南部一座叫金奈的城市。那是印度第四大都市,人口超千万,与郑州、西安等国内城市同挤入“千万级人口俱乐部”。他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,到北京工作的第五年,拿到了第四份工作的offer。

  那家公司是国内一家头部互联网大厂,5万多名员工在高效运转状态中前行。Arun在公司出海产品部门工作,统领一支在印度当地的小团队,频繁地在中国和印度两地奔波。

  “People here is more international, more workholic(这里更国际化,更疯狂)。”但Arun没有把自己陷入到高强度的工作机制中,平时他会利用业余时间结交同在北京打拼的他国洋漂。

  他不太喜欢与印度老乡见面,一旦与印度老乡见面,他们就会向Arun扑面抛来一堆问题,“你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?你的工资是多少?你怎么处理这个或那个问题?你能不能帮我怎样怎样?”

  这些问题会让他感到烦闷。这里面存在的一个不确定性,他无法确认对方是单纯想和他交朋友,还是带着功利性目的来询问他的。他对此心生抗拒,担心自己多年打拼下来的资源和经验,会被他人一掏而空。

  Arun更喜欢与其他国家的人交朋友,也更希望融入到中国的主流社会。

  他曾受邀去参加一位中国朋友的婚礼,远在苏州。朋友帮他安排了整个行程,面面俱到,每个细节都让他感到很贴心。

  Arun知道在中国参加婚礼有送红包的习俗,于是包了点金子。他说这是印度的习俗。他祝朋友百年好合、早生贵子,而他与妻子洋漂多年,至今还没有孩子。

  “以前是美国梦,现在是中国梦

  穿着申通快递工作服、梳着男式马尾,德伟拉着快递箱风风火火地奔跑在义乌街头,几个肩扛摄像机的工作人员随他一起狂奔。这是职业体验类真人秀《功夫学徒》的拍摄现场。

  七位学徒均来自不同国家,身份职业背景各异,参加节目的目标一致:到中国科技互联网公司去观察和体验。这一期,在义乌,看到了申通领先国际的物流体系。

  德伟此刻需要在指定时间内,将快递准确地送到客户手中。他汉语说得很溜,却读不懂汉字。还好他善于与各类人打交道。拍摄现场有位10多岁的小男孩一直在看热闹,德伟很快和他打成一片,在男孩的帮助下迅速完成任务。

  在申通感受国际化的物流体系、在科大讯飞体验智能语音、在大疆操作机甲大赛,德伟一再刷新着自己对于中国科技水平的认知,也再次庆幸多年前自己的决定。

  《功夫学徒》发布会现场,德伟喜提奖杯

  图源:受访者提供

  2008年大学毕业的时候,已经在华打工两年的哥哥鼓励德伟也到中国发展。他想也没想就拒绝了。那时,他心里藏着美国梦。这种心结源于历史影响。曾有一段时间,在硅谷工作的印度人快速实现了财富积累和社会阶层转变。这一消息在印度圈子放大,美国梦成了一种“蜜汁信仰”。

  从印度前往中国工作的人被当地一些舆论认为,要么能力不够,不能去美国;要么家庭过于贫困,没有足够的资本支持去美国。德伟最终拒绝了哥哥的建议,在当地找了家媒体干起了记者行当。

  大学时,德伟辅修表演课,他心里一直埋藏着一颗关于演艺事业的种子。2012年,那粒种子被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则招生启事拨动,很多优惠政策成了德伟动心前往中国的驱动力之一。德伟说,北京电影学院在印度的知名度很高。

  但直到2014年8月,他才来到北京。

  北京电影学院承诺给优秀留学生提供奖学金,但要求留学生拥有一年的中文学习证明。德伟来时没有特别具体的规划,拿着录取通知书抵达北京后不久,他发现生活与住宿成本远超出自己的预算。留学生在华也不允许打工赚钱。

  现实所迫,他只能暂时放弃学业,在一家印度人开的餐饮公司上班,从服务员做起。庆幸的是,手里的签证是短期工作签,还没来得及转为学生签。

  但仅仅是服务员工作得来的收入,不足以支撑德伟在北京上学的开销。德伟试图挖掘自己所有的潜力和资源。凭借之前在印度媒体工作的人脉,他拿到了那家印度媒体驻北京记者的一个岗位;餐饮公司新开的酒店瑜伽项目没有印度瑜伽师,他跑去中国人的瑜伽会馆偷师,学会了,再去教给来酒店上课的中国人。

  近些年,他通过中国朋友得知,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在拓展印度海外市场中,缺乏本地市场营销渠道。没有考虑太多,他立刻跟朋友一拍即合注册了一家线上市场营销公司,专门对接互联网公司在印度的推广需求。上一个完成的推广项目,是爆红全球的短视频产品TikTok。

  在中国拼搏了六年,攒够学费后,他重新申请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外籍本科入学名额。9月底,他顺利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。此前,他在工作中与校友黄晓明见过面,也和成龙聊过天。最近在与一位叫李健的中国演员拍一部电视剧。

  德伟在工作现场与黄晓明合照

  图源:受访者提供

  “过去六年,我睡着的时间非常非常少,一直在工作。钱赚得足够读书用了。如果继续工作下去,可能我就抽不出来了。” 入学之后,德伟辞去了一些职务,转为幕后。

  但是,“其他的几份工作(驻北京记者,市场营销公司印度负责人)我还处理得过来,并没有放弃。”

  德伟的心态在这六年间发生了巨变,“刚来中国的时候看不见未来,现在可以。”另外一种认知观念正在驱使他向前,“以前是追逐美国梦,而今是中国梦。”

  德伟在努力学习中文,但他目前对英文更熟悉一些,他说,“Land of opportunity,China is for everybody(这个大陆充满了机遇,每个人在中国都有戏)。”

  “她们的痛苦鲜为人知

  手机提示有一条新微信在催促恩迪。她解锁屏幕,开始读取。

  “早上好,你吃早饭了吗?”

  透过这条微信,恩迪能感受到发送者的小心翼翼和无从排遣的孤独。她是印度女孩,在清华大学读博士研究生。身为女性,她可以设身处地地理解这种心情,但是除了同情以外,并没有时间去陪伴对方。

  像这样的人,恩迪还认识很多,她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——“印度洋漂妻子”(下文简称“洋漂妻子”),那些中国互联网公司印度男员工的家属。

  图为印度姑娘恩迪,清华在读博士研究生

  洋漂妻子大体分为两种,一种是在印度结婚,丈夫到中国打拼,站稳脚后,将妻子接来中国一同生活。另一种是印度单身男青年在中国打拼,有一份收入不低、身份体面的工作,在印度老家的父母帮忙张罗娶妻,二人在印度结婚后,妻子随丈夫来到中国。

  第一种类型的洋漂妻子们,与丈夫在印度有一定的相处基础,并且双方背景相近,来华后,也多有能力在中国找到一份工作。而第二种洋漂妻子则处于比较艰难的境地。

  一般,一个在北京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印度籍研发人员,工资可拿到3万元左右。这对大多印度老百姓来说,是个天文数字。

  在印度,不少父母会把自己适婚子女的星座信息送到婚介机构,婚介机构通过星座信息进行运算和匹配,若发现某一对男女匹配值较高,机构会把男女资料告知双方。子女父母综合其他原因,最后做出抉择。近年来,一个新的因素在影响他们的决断。

  “如果家里有女儿,父母得知谁的儿子在中国做研发,且单身,都会抢着把女儿嫁过去的。”恩迪说,很多女孩因此被牵线认识了在中国做研发的印度男生,婚前他们通过微信、视频通话等远程通信方式来维系这段感情。

  “多数女孩子对这段恋情充满向往和期待。只是,当她们来到中国才发现,3万月薪在北京的生活,与在印度完全不是一个概念。” 在印度,月收入3万元可以过上“富人的生活”,但这3万在北京不仅要用于房租开支、生活日常开销,大多数印度洋漂还要给家里寄钱。

  不仅如此,不少嫁过来的洋漂妻子,并不会说英语和汉语,她们更习惯用印度小语种交流。沟通障碍让她们“困兽围城”,鲜少出门,丈夫是她们生活的全部。但Arun不希望他是妻子生活的全部,他鼓励妻子走出去与人交流,有一次,他还邀请妻子看了他的舞台剧。

  不是所有洋漂丈夫都鼓励妻子出去工作,有些人要求妻子不能跟其他男人讲话。恩迪有一个陪丈夫来北京工作的女性朋友,她在印度已经拿到了数学硕士学位,英语也很流利。恩迪曾经多次鼓励她去外面工作,与人交流,但都没有结果。

  “前几天我约她见面,她带了丈夫一起来。全程都是丈夫一直不停地在高谈阔论,她有几次说话都被他打断了,丈夫告诉她要保持安静。” 恩迪说。

  恩迪自身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洋漂,她家境优渥、祖父母辈受过良好的教育。她和弟弟是在父母无差别的关爱中成长的。可生活在印度大社会环境中的她,仍旧感受到了种种束缚。父母要求她晚上五点之前必须回家,不能单独和男性朋友出现在公众场合中,会被人误认为“有私情”。也不能在没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下独自去医院看病,会被认为怀孕了。

  “我不能说印度所有的城市、社会环境都是这样的。这是我的经历。”恩迪说。

  2016年,恩迪拿到了清华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的硕士奖学金,她孤注一掷,终于说服父母,来到中国。2018年,硕士毕业的她选择继续攻读博士。

  恩迪接受新华社采访

  “我现在得到了父母的支持。亲戚们也知道我在中国奋斗着。”但恩迪也意识到,“‘那又怎么样,还不是没结婚’ 是多数人对我的看法吧。”

  清华大学对留学生开放了很多探索中国文化的项目,恩迪跟着这些项目去过14个省市、31个城市。她把所见所感分享在Instagram上,很多在印度的年轻人对中国产生了向往之意,也有很多刚来中国的洋漂妻子希望可以和恩迪成为朋友。

  “我在冬天见过几个洋漂妻子,她们还穿着印度的传统服装。”恩迪说,“北京这样的天气,这种穿着太冷了。”

  10月12日晚上6点,恩迪,往朋友圈发了个视频。视频里,她接受新华社的采访时说,“通过旅行,我了解了中国文化。”很多中国老师和同学留言点赞。

  “绝不后悔,决不后退

  “你想怎么写我的故事呢?请不要用我的名字和照片。公司名也别提了,北京的洋漂圈很小的,大家一猜就猜到了。” 10月26日下午,Sharma穿着一件卫衣搭配牛仔裤、背着双肩包、戴着黑框眼镜,出现在五道口一家外国人偏爱的咖啡馆和我见面。

  和多数印度人热情外放的目光不同,Sharma眼神沉着睿智,多了一丝冷静和审视。他来中国八年了,头几年,中国房地产行业形势还算不错,他凭借土木工程专业背景,和流利的中英文语言技能,在一家房地产公司谋得一职,一度做到了公司中层管理岗。

  2016年,互联网出海行业飞速发展,Sharma看中这一风口,毅然离开房地产行业,投身到一家中国出海公司,并以此为跳板,进入了一家以智能手机业务为主、在印度市场占了很大份额的头部互联网科技公司。2019年夏天,他离开大厂、加入了一家内容电商出海创业公司,担任合伙人。

  “我已经5个月没有收入了。”但他说,“因为合伙创业,觉得值得。”

  值得之外也有不适感,Sharma觉得“中国的创业者太激进了,在硅谷投资一块钱,十年之后回报一百块就很好了。这里追求3年内IPO。我常常睡不着觉,脑子里都是工作。”

  Sharma创业之前,在互联网行业担任商务拓展员,提及对大厂出海产品的看法时,他直言不讳地说,“拍脑袋做决定的是中国高层,但这些人不懂印度市场,更不懂印度文化。印度人只能做一些很基础的执行性工作,基础管理岗可能就是职业天花板了,产品线总监级的职位是不会招印度人的。”

  “出海印度的互联网公司在招聘方面也有问题,很多印度产品线上的中国员工,只要会说点英语,懂印度语的很少,了解印度文化的更少。这样的员工被派去常驻印度,拿着非常高的薪水,不少印度人内心不服气,更不会认同。”也这是Sharma毅然从大厂转身离开的原因。

  在中国漂泊的八年时间里,经历了太多事情,但Sharma只对两件事记忆深刻:一是他胖了60斤;二是有一次喝酒喝断片儿了。八年间认识了很多人,微信好友有3400人,但常联系的只有一两个。

  “要不你这么写我的故事吧:一个来中国奋斗失败了又回去的印度人。”Sharma自嘲着给自己这八年下定义,“我的终点不会在这里,已经开始寻找合适的回国(印度)机会了。”

  Sharma的状态很矛盾,一边在中国创业,一边心里想着退路在哪儿。

  与Sharma的访谈结束后,我想去朋友圈看看他的日常,才发现朋友圈已被他设置为三天可见。空白一片的主页反而让签名显得分外瞩目:

  “绝不后悔,决不后退。”



鲜花

握手

雷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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