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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位老人登记捐献遗体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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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1-8-2 21:33:29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  |罗晓兰
  编辑|龚龙飞
  视频剪辑|闵一村
  复归于无
  坡地在半山腰,绿草覆地,树比人高一些。小亭子,长条椅,木栈道,没有什么游人,只要人不往山下望去,大概会以为这是一座公园,但两旁森森柏树和层层墓碑会让气氛肃穆起来,入口处,那一片遗体捐献者纪念碑林又显示这并非一般的陵园。
  到了2021年7月,支开书页的花岗岩已经立到了第9块,上面写满了1200多名捐赠者的名字。碑林在2005年落成,到2009年,这里还只有一块碑。他们的名字工工整整地按捐赠的年份排列,端庄的宋体,很明显可以看到,随着时间的后延,捐赠的名单总是在变得更长。年份越后,名字就越密,越满。目前,安徽已经登记的捐赠人数达到一万余名,他们的名字将刻满90块碑文,围绕着中心的“红十字”形象。
  他们将遗体的处置权交给医学研究者,那意味要在解剖室里的福尔马林里浸泡一段时光,最后,90%的人的骨灰由殡仪馆自行处理,复归于无。
  纪念碑林俯视呈“十”字状,相对而立的是两块朱红色的大理石,用阴刻的方式掏空出男和女的形象,一位是穿裙子的短发女性,一位是穿风衣的先生,身躯的形象被掏空,平静地面向“十字”。纪念碑上有这样一句话:他们以捐献遗体的高尚行为,为人类攀登医学高峰,战胜疾病提供了基石。
  在2014年下辖的名单里,倒数第四行左边的第二列,有一个名字叫陈清秀,此外再无更多的信息。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,甚至猜不出是男女,只有妻子朱秀芳清楚他的生平过往。不过朱秀芳今年已经75岁,白发斑斑。
  这一年的冬至,他在捐赠遗体后,骨灰被放进了一个青灰色坛子上,30号,朱秀芳盯着它。空气里播着小提琴的哀乐,人群缓慢移动,一片抽泣声。27、28、29、30,坛子离开女儿的怀里,传到一双白手套上,又传进坑里。坛子两个一排,几乎紧靠着,间距很小,像家里阳台上的花盆。
  为了更高效地利用土地,这个土坑足足挖了6米深,接近两层楼,同时有10米长,像人行道一般宽。骨灰坛就一层层叠起来。几个月后,坛子降解,再过一些年,骨灰也融入土壤,化为滋养树木的沃土,等到时机适宜,这块地将再次被挖开,等待下一批逝者入土。
  那一天,朱秀芳记得天气有些冷,她穿着普通棉衣就去了。这也是合肥市举办的第7场集体生态葬仪式,邮电新村的朱秀芳参加了最后一场,陈清秀是602位逝者之一。
  在大蜀山文化陵园,仪式开始前有追思会,时长半小时。主讲台上铺着红毯,台下的空地中间摆放着常青藤和万年青,两边的长桌盖着黄布,骨灰坛与花束立在上面。
  朱秀芳记得没有墓碑,落葬完毕,三鞠躬,黄土掩了下去。朱秀芳让女儿拍了照,自己来回走动,记下位置:站在坡上往西看,离一棵树三四步远,树杈正对着的地方就是丈夫的永眠之地。
  人群散去,地上空留一道新草。朱秀芳想起,陈清秀生前爱吃素,她常笑称他兔子。她蹲下来,放下一枝白菊花。
 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,生态葬逐渐在中国兴起。它是指直接深埋、撒放骨灰,或采取可降解的骨灰盒,地面不做或少做标示的埋葬方式,如树葬、花葬、草坪葬等,这种方式环保节地,逝者也不留碑文,彻底地回归自然。许多大人物会选择这样的方式,展示人格的风骨,但他们的生平会不断地被后来人提起与讲述。但对一个普通人来说,不留碑文也意味着一个人的最基本的经历也在消失。
生态葬园区。图/罗晓兰摄
  仪式上,有人放气球,有人在卡片写字,礼仪师讲话凝重,朱秀芳没心思听,直到有人提到陈清秀的名字。因为捐献了遗体,他的故事被主持人着重讲述。实际上,截至这一年12月初,全国累计实现公民遗体捐献的仅为2948例,而从2015年1月1日起,中国宣布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,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。
  陈家距离陵园有十几公里,中式装修的客厅,地板是老派的深红色。陈清秀生前喜欢鱼,从各处淘金鱼来养,现在客厅里偌大的鱼缸空了,露出了底部的珊瑚石。书房内,他的遗照立在一墙瓷器中间,前面摆着香炉。瓷器的形态中有猪,有牛,有鸡,聚在一块,那是一家人的生肖。在那张黑白照片里,陈清秀表情平静,戴着方框眼镜,头发梳得纹丝不乱。
  每到年节,朱秀芳就点香,摆上贡品,跟他说几句话。安徽全省人口超过6000万,遗体捐赠登记在册有1万多人,在邮电新村的750户居民里,捐赠的人数就有41人。
  心无挂碍
  “健康状况怎么样?”
  “我血压血糖血脂都不高,但得过脑梗。”
  “要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会?要不要设灵堂?要不要留骨灰?”
  老人显得干脆,他抹了一把鼻子,摆手道,“不要,都不要了。”
  小区广场上,这是遗体捐赠登记现场的一段对话。对于骨灰,有人选择不留,也有一些老人打算离世后树葬或花葬。
  花葬是比较受欢迎的。小区的几位老太太相约去看墓,花坛设在常规墓地的侧面,挨着过道,花很鲜艳,品类也多。骨灰装入PVC管,深埋地下,只有他们的名字和生卒时间浅浅地刻在花坛壁上。上面的信息牌上写着:美丽的花坛葬是对生命美好的诠释和最佳的总结。
  她们觉得浪漫,有人马上就决定了。
花葬。图/罗晓兰摄
  马毅兴92岁了,衰老严重地侵蚀了她的身体。三层高的楼,她几天没下去,在家里走路也要扶着东西。
  生活是缓慢而有规律的,早上五点半起床,吃降压药,开电视,做操,吃早饭。除了睡觉,她看看报纸和老年杂志,搞搞卫生,一天就消磨过去了。一周内,邻居吴荣坤会来两次,为她代买果蔬。周六,家政清洁工来打扫。周天,两个子女会带家人来探望。
  老人们是前同事、老熟人,平日常走动。他们的经历相似,大多出生在建国前后,读邮电学校,毕业后在安徽省邮电管理局就职,很多人是党员。1966年之前,他们早上提前半小时到单位读报。下班后,留在单位开展党团活动和工会活动,读报,开检讨会,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
  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影响了这一代人,他们选择遗体捐献和生态葬,也是响应号召,习惯性地优先考虑集体利益。
  马毅兴的丈夫吴朗,是小区内第一位捐献者。2000年前后,吴朗生病住院,一位男医生和他聊起医学生要学习解剖学,目前遗体缺少,学生上课困难。
 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用于解剖的遗体多来自死刑犯与无名尸体。规则随着时代进步而改变,2015年之后,遗体来源成为难题。安徽医科大学接受站是省内最大的站点,隶属于该省红十字会遗体(器官)捐献中心,每年需要60至70具遗体供研究,但在2002年到2010年间,该站只接受了32具遗体。
  那时捐献手续繁琐,除了个人申请和子女签字,还需要多个单位的证明,最后还要经过多家省级部门签字。
  吴朗觉得作为单位的退休领导,自己要捐献遗体。他让老伴马毅兴表态,她说,那我向你学习。
马毅兴。图/罗晓兰摄
  做这样的决定似乎总是心无挂碍。那时朱秀芳和陈清秀也退休了,两人坐在客厅看电视,聊起同事的意外病逝,陈清秀说,我到时要把骨灰撒掉,像周总理一样。
  老人们都记得,周恩来总理逝世时,邮电管理局沉浸在悲痛里。收音机里的播音员语调哀伤,朱秀芳一家听了,放声大哭。父亲连连感叹,这么伟大的领袖,骨灰都撒掉了。或许可以说,骨灰都撒掉了,这样的领袖真伟大。
  吴朗在建国前加入了新四军。他的家中有一墙书,其中一整栏是国家领导人的传记。书籍年代久远,但保存完好,没有一点折痕和笔记。
  如今,马毅兴已经忘了丈夫生病住院、去世的细节,也记不住遗体捐献登记的程序。但谈到对死亡的态度,遗体的处理,她的逻辑清晰,态度坚定。
  几年前,她被查出患上肺癌。医生开药时,叮嘱她不要看药盒底部的说明,她马上就明白了,说没事。
  活了大半辈子,她觉得生老病死是规律,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,他们是坚定的无神论者。马克思在著作里写到,死亡是一切有机体生命的归宿。
  在安徽更为广阔的农村,“入土为安”“厚葬”的传统观念依然深厚,人们注重祭祀,甚至在某种程度上,它代替了宗教。在殡葬改革的那些年,就在几个月内,安徽安庆就发生多起高龄老人自杀事件。在合肥,或者说在邮电新村的日常生活里,祭祀、神鬼、祖宗、家庙都离他们很遥远。
  “组织”
  2002年,吴朗在医院逝世。接受站及时赶到,为了提高眼角膜的移植成功率,手术需要在几小时内进行。遗体被运走,第三天,被送到殡仪馆举行了半个小时的告别仪式,最后被运往解剖室。马毅兴没有要骨灰。
  吴荣坤去解剖实验室看过,一百多平米的地下库,犹如冰窟,药水泡着几十具遗体,胳膊都发紫了。对于自己的遗体也要被动刀子,他们选择不去想,想了也不害怕,“人死了不知道疼”。
  单位宿舍起初是筒子楼,二三十平米,大家共用卫生间,在楼道里用煤炉做饭。晚饭后到院子里,用井水泼湿地面,拉张席子躺着纳凉,聊天。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十年,工友同事比血缘亲戚更紧密,他们也形成了与集体保持一致的习惯。
  吴朗去世后,4位邻居参与处理后事,他们后来陆续申报了捐献。吴荣坤是其中之一,他今年82岁,此前是管理局的行政干部,待人热情,渐渐地成了遗体捐献联络人。
  起初,捐献表格每年甚至隔几年才有一两个。“一把火烧掉太浪费”,2009年,朱秀芳听闻可以捐献遗体,她偷偷打听,“像搞地下工作一样”。她找到安医大接受站,才得知小区里已有几个先例,顿时感觉遇到了“组织”。
邮电新村的遗体捐献登记表格。图/罗晓兰摄
  2010年,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在上海、天津、辽宁等十个省市开始试点,就器官移植一项,中国每年的缺口数量高达30万。很快,中国又全面停止使用死刑罪犯的器官。
  2013年,邮电小区成立红十字爱心社,成为合肥仅有的11个爱心社之一。爱心社向社区要了块宣传栏,将部分志愿者的名单和照片公布,引起哗然,信息公开让成员们也不再顾忌。
邮电新村爱心社2015年外出游玩时合影。前排右二为吴荣坤,右三为朱秀芳,后排右四为马毅兴。图/罗晓兰翻拍
  宣传栏前不时有人聚集,讨论,也有人开玩笑,对吴荣坤说你是脑子进水了哦,死后还给人家挖。吴荣坤笑笑,不说话。
  有人登门取走登记表,再无后文。有人主动聊起此事,吴老问其意见,他说再考虑考虑。
  他们也不游说。马毅兴给邻居讲过遗体捐献,对方表示不谈这个事,她从此只字不提。吴荣坤的妻子是个医生,同学聚会时提到此事,吸引来几位捐献者及其伴侣。2015年,新登记的人数升至6位,人员也超出了小区的范围。因为媒体的报道,有老人坐了10站地铁赶到小区做登记。
  树长高了
朱秀芳。图/罗晓兰摄
  2014年,陈清秀的遗体躺在安医大的礼堂里,穿着蓝色中山装,这是他最喜欢的衣服。他的脸颊涂了粉,头发二八分,一丝不苟。
  这个高级工程师一辈子都爱干净,出差住小旅馆也要每天洗脚。再热的天,他都穿长裤衬衫或中山装,脚下的皮鞋擦得锃亮,大家称他为“书生”。老了以后,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。起初只是经常忘事,渐渐的吃不下饭,认不得家人。
  于是,他住进了医院,在那一年多时间里,妻子和女儿极力地照顾他,希望治疗能创造奇迹。陈清秀渐渐无法行动,吞咽困难。朱秀芳给他喂食,伺候大小便,每隔两小时帮他翻一次身。她昼夜照料,体重瘦了十几斤。女儿下班后就来,周末也来,给父亲泡脚,理发,擦拭身体。
  等陈清秀完全失去了意识,医生劝她们放弃,母女都不同意。她们还是寄希望于医学,但最后失败了。
  遗体运送,清洗梳妆,布置灵堂,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操办了一切。
  女儿还记得父亲的脸颊还有弹性,朱秀芳记得丈夫的眼角还有些湿润。她想,可能是眼角膜取出后涂了药水。年轻时,他很英俊,一双眼睛“黑亮黑亮”的。
  捐献遗体,朱秀芳说。女儿哭了,爸都这个样子了(捐了眼角膜),你不觉得残忍吗?五六位亲戚来游说朱秀芳。她说,一把火烧了就没了,还不如用于研究老年痴呆。朱秀芳计划不留骨灰,又遭到了女儿的反对。
  双方最后各让一步,遗体捐献,骨灰保留。第二年,遗体使用完毕,火化后下葬,女儿又想给父亲选传统墓地。
  母女去大蜀山看墓,一个穴位起步12万元,朱秀芳拉着女儿扭头就走,让她把钱留给孩子读书。最后选了森林葬,陵园补贴了500元,红十字会报销了剩余的1620元。
陈清秀的证书。图/罗晓兰摄
  省钱省事,邮电新村的老人们谈到这些毫无避讳。
  小区里有老人回忆,父亲去世时,在阜阳农村老家设了7天灵堂,每天有几十位亲戚来吊唁,他陪着每个人烧纸、磕头。不久前,这位老人也做了捐献登记,不留骨灰,不设灵堂。
  如今,大蜀山文化陵园不再提供传统的墓地。一位工作人员介绍,传统墓穴难以排上号,且地方窄小,两个骨灰盒只能上下存放,每人至少20万元。他们更推荐森林葬。
  在安医大接受站登记的遗体捐献者里,有36位逝者选择生态葬。吴荣坤与妻子选择树葬,预定金是一人1800元。接受站的工作人员称,今年开始,遗体捐献志愿者若选择生态葬,所有费用都将减免。
树葬。图/罗晓兰摄
  办理完这些手续,老人们松了口气。老人多独居,子女不在身旁,就更依赖医生。有位老人突发脑梗,第一时间给医生打电话,自己打车到医院,在医生帮助下办理了住院。
  离开后,有人给接受站打电话,身后事就有人操办了。每年清明节,捐赠者纪念碑林前都摆满了鲜花,菊花,百合,玫瑰,有花圈、花篮和花束,放了好几排。许多人都来献花,捐献者获得的礼遇和烈士陵园相似。
  陈清秀的名字刻在森林葬边的一块碑上,7年过去,骨灰埋了几层,上面的树长大了,妻子朱秀芳用于定位的枝杈也高了,肥沃的土壤滋养着茂盛的树冠,投下的荫凉盖住丈夫所在的位置。
  清明时节,她会来这里,放下一束白菊花。在那块碑上,她的名字刻在陈清秀的旁边,空出来的只有死亡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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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腾讯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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